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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来源:凤凰网江苏综合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19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等级僵化的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而当今的现代化则是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亚虎娱乐pt老虎机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处在危险之中。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2018年2月版)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定价:68.00元推荐语:《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经典名作,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作。正如作者所指出的,19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等级僵化的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而当今的现代化则是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亚虎娱乐pt老虎机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处在危险之中。内容简介:本书把当前的现代性诊断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生存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正是由工业社会所制造的。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的承受者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贝克认为,西方社会中的主导性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自反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作者介绍:乌尔里希•贝克(1944—2015),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生前为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同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和巴黎人文之家基金会(FMSH)任教。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并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了“第二现代性”的观念,力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贝克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现代社会的转型,其专业领域涉及政治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第二现代性、自反性现代化、世界主义等若干重要概念。其代表作有:《风险社会》(1986)《反毒物》(1991)《生态启蒙》(1992)《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4)《什么是全球化?》(1997)《世界主义的观点》(2004)《世界风险社会》(2007)。样章试读:第一章 论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逻辑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稀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开始向发达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转变。在亚虎娱乐pt老虎机上,这(至少)与两个条件有关。正如今日所见,这种转变的实现首先在于真实的物质需求可以客观降低并脱离于社会的程度。这不仅有赖于人力和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也要依靠法制和福利国家的保障及调节。其次,这种范畴上的变化同样源于以下事实: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这些条件的成熟,思考和行动的一种亚虎娱乐pt老虎机类型就被另一种给相对化了,即被重叠了。(马克思和韦伯所泛称的)“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概念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而展开的:社会生产的财富在分配之时,为何既体现为社会不平等,又具有“正当性”?新的风险社会范式与这个问题交叉在一起。这种范式所要解决的问题既与之相似,又截然不同。怎样才能阻止、淡化、渲染或疏导现代化进程系统生产的风险与危害?它究竟会在什么地方以“潜在副作用”的形象诞生?如何对它加以限制,完成派发,使之既不阻碍现代化进程,也不超出(生态、医学、心理或社会意义上)“可被容忍”的界限?因此,我们不再只关心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主要关注技术—经济发展本身的后果问题。现代化进程正变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为其自身的主题和问题。(在自然、社会和人格领域)发展和运用技术的问题被另一个问题所覆盖,也就是,从特别需要加以界定的关联性视域出发,对实际或可能的技术运用中产生的风险在政治和科学层面加以“操控”,包括管理、揭示、吸纳、避开、掩饰等。在对技术—经济的发展进行或真或假的干预之后,安全承诺随风险一同增长,并在警觉而具慧眼的公众面前一再得到了重申。社会不平等的这两种“范式”分别与现代化进程的特定时段系统相连。在各个国家和社会(当今大部分所谓的第三世界),只要惹人注目的物质需求,亦即“短缺的独裁”,还在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围绕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和分配冲突就不会甘于退居幕后。现代化进程就是在这样的“稀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宣称,它可以用科学技术发展的钥匙,打开社会财富隐蔽源泉的大门。现代化承诺把人从不应有的贫困和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构成了社会不平等范畴下人们行动、思考和研究的基础,并贯穿从阶级社会、阶层社会直至个体化社会的全程。西方福利国家发达而富有,它正在经历一场双重运动。一方面,相比于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物资供应,相比于饥肠辘辘的第三世界,为“每天的面包”而奋斗已经失去其紧迫性,它不再是笼罩一切的首要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大腹便便”的“问题”取代了饥饿问题。不过,这就相当于抽掉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的正当化基础,即同显而易见的短缺作斗争。为了这场斗争,人们早已准备接受一些(不是全部)看不见的副作用了。与此并行的过程是一类知识的传播,即财富源泉被日益增多的“有害副作用”“污染”。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人们长期以来致力于克服贫困,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生产力的过度发展让这一阴暗面变得日益显眼。现代化进程释放了越来越多的破坏力,就连人类的想象力也要为之惊愕不已。上述这两个方面构成源头,助长了对现代化的批判,确立了喧哗吵闹的公共辩论。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各自的社会局势与冲突,迟早会在社会史的某个阶段结合在一起。我们最迟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见证了这一转变的开始,而这正是我的论题。也就是说,两类主题和冲突在这里重叠了。我们还没有生活在风险社会,但我们也不再仅仅处于稀缺社会的分配冲突中。一旦这种转变实现,真正的社会转型就会到来,它会引导我们脱离原先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范畴与轨道。风险概念能否承载这里所要求的社会史意义?这个概念所涉及的难道不是人类活动的原生现象吗?风险已经是工业时代的特征,为何这里又把它们区分开来?可以肯定,风险不是现代的发明。诸如哥伦布这样的人物,扬帆出航,探索新国家、新大陆,无疑是相信“风险”的。但这都是个人风险,而不是全体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险,如核裂变或核废料储藏所引发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风险”的言外之意是勇气和冒险,而不是指地球生命可能的自我毁灭。几个世纪以来,森林濒临消失。起初是变为农田,之后是滥砍滥伐。但今天森林的死亡是全球性的,同时也是工业化隐含的结果。这两者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那些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国家(如挪威和瑞典)本身几乎没有任何重污染工业,却同样深受其害。它们不得不以濒临死亡的森林和动植物为代价,去偿还其他高度工业化国家留下的这笔污染账。有则传闻说道,19世纪有位水手掉进了泰晤士河,但他不是溺亡而是闷死的,因为他吸入了这条伦敦排水道恶臭难闻的有毒水汽。走在中世纪局促狭隘的街道上,就是让鼻子遭罪。“粪便到处堆积成山,巷子里,栅栏边,马车上……巴黎人房子的外墙快被小便浇烂了……组织层面的社会阻塞,让整个巴黎有陷入糜烂解体的危险。”(Corbin,1984:41ff.)不管怎样,让我们惊诧的是,那时的危害刺激眼、鼻,可为感官捕获;但在今天,文明的风险大多难以感知,这种风险定居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内(如食物毒素、核威胁)。还有一个区别与此直接相关。过去,危害可被归结为卫生技术的供应不足。今天,危害的根源在于工业生产的过剩。所以,当今的风险和危害在本质上有别于其在中世纪的表面相似物。这是由于今天的威胁具有全局性(人、动物、植物),其起因是现代特有的。这是现代化的风险。这是工业化先进设备的批量产品,并将随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系统地增加。风险概念与自反性现代化概念密切相关。风险可被定义为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风险有别于传统的危险,它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全球化所引发的后果。风险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这个意义上的风险,当然和工业化的发展一样年代久远。所谓的“贫困风险”,即大部分人口的贫困化压得19世纪喘不过气来。“技能风险”和“健康风险”长期以来都是理性化进程的主题,也是与此相关的社会冲突、社会保障(和社会研究)的主题。人们着实花费了不少工夫,致力于建立社会福利国家的标准,以便从政治上减少或限制此类风险。然而,近年来令公众担忧的生态风险和高科技风险已经具备新的特征。这是本书接下来关注的焦点。风险在制造痛苦的同时,也脱离了与其起源地—工业企业—的联系。就风险的性质来看,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处在危险之中。计算风险的常规基础,如事故和保险、医疗预防等概念,并不适用于这些现代威胁的基本面。例如,核电站不会被单独投保,或者说,它是不可投保的。核“事故”也不再是狭义的“意外”。其影响将波及数代人,甚至包括那些事故发生时尚未出生者,或远在千里之外的人。这意味着,科学和法制迄今建立的风险计算失效了。用常规的风险概念应对现代生产力和破坏力所引发的后果,不啻是把后者加以正当化,这是一种错误却不失其效的手段。风险学家习惯于这么做,就好像在19世纪的局部事故与20世纪末缓慢加剧的潜在灾难间,不存在这一个世纪的间隔。的确,如果人们区分了可计算的和不可计算的威胁,那么在风险计算的表象之下,源自工业化和决策的新的不可计算与威胁,依旧会随着高风险产业的全球化而广泛传播,无论其目标是战争还是福利。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已经无法把握现代晚期的这一现实,而这样的现实正是来自理性化的成功。技术选择的能力日益提高,而其后果却愈发不可计算。对比这些全局性后果,初级工业化的职业风险确实应当归属另一个时代了。依靠核能和化学能,生产力得到了高度发展。但生产力的危险也摧毁了我们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与范畴:时间和空间、工作和闲暇、企业和国族,乃至军事集团的划分和大洲的分界。换言之,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亚虎娱乐pt老虎机和社会的主宰力量。我们讨论的核心是这种文明自陷危机的可能性,特别是其社会结构和政治动力。整个论证可以划分成五个论题:(1)风险在本质上不同于财富—这里特指那些出现在生产力发展高级阶段的风险。风险首先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现象,此外还包括空气、水、食品中的有毒物和污染物,以及由此对动植物和人所造成的短期或长期的影响。风险引发的损害是系统性的,通常不可逆转,大多也不可见。风险有赖于因果解释,因而最初只存在于相关(科学或反科学)知识。借助知识,风险变换样貌,或放大,或缩小,或渲染,或淡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风险公开接受社会的界定和建构。风险界定的地位和途径由此在社会政治中居于关键位置。(2)随着风险的增多,同时也由于风险的分配,社会的风险处境形成了。风险处境的不平等,在某些方面同阶级或阶层处境的不平等没有什么不同;但其中起实际作用的是截然有别的分配逻辑:现代化风险迟早会冲击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现代化风险具有“回旋镖效应”,打破了阶级图式。生态灾难或核泄漏向来无视国界。就算是富商大贾或有权有势者,也难逃其影响。风险不仅损害健康,也威胁正当性、财产和利润。在现代化风险获得社会承认之后,对生态的贬抑和剥夺也紧随其后。这跟利润和财富的旨趣构成了系统而多样的矛盾,这种旨趣乃是工业化进程的推手。与此同时,风险也会制造新的国际不平等,首先是第三世界和工业国之间的不平等,其次是各个工业国内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破坏了民族国家的管辖权结构。鉴于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跨国性,巴伐利亚森林中某片草叶的生命,最终有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维持。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3)尽管如此,风险的传播和市场化并没有完全摒弃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相反,它把后者提升至新的阶段。围绕风险的界定,总是同时存在着赢家和输家。两者的相对位置变动不居,因为事项不同,权力有异。在赢家看来,现代化风险是一桩大生意,是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的无限需求。肚子可以填饱,需求可以满足;而文明的风险却是个无底洞,永不餍足,无穷无尽,又可自我再生。卢曼说得对,随着风险的降临,经济具有了“自我指涉”的性质,不再依赖于那个满足人的需求的环境。但这也意味着,工业社会在对自己引发的风险加以经济利用的同时,也制造了风险社会的危险处境和政治可能性。(4)人们可以占有财富,却只能忍受风险。风险仿佛就是文明指派的。以稍显尖锐而刻板的方式来说,在阶级或阶层处境中,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处境中,意识决定存在。知识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相应地,我们必须用一种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和阐述风险社会的政治可能性,这种社会学理论将围绕风险知识的起源与传播而展开。(5)得到社会承认的风险具备其特有的政治爆炸力:之前属于非政治的事物获得了政治属性—在工业化本身的进程中清除“原因”。这在有关森林破坏的讨论中表现得很清楚。突然间,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开始插手私有领域的企业管理,如生产计划和技术设备。我们可以借助例子表明,风险界定的公共之争实际上是围绕着哪些问题而展开的。这里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体的健康问题,也涉及下列副作用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如市场崩溃,资本贬值,企业决策的科层式控制,新市场的开辟,巨额开销,法律诉讼,威信尽失。在风险社会中,受到诸如烟雾警报、毒物泄漏等大小事件的推动,灾难的政治潜能正在缓缓浮现。相关的防御和管控过程也就意味着权力与权限的重组。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例外状况恐怕也要成为常态了。科学的污染物分配与社会的风险处境一直以来,自然科学的范畴和公式包揽或支配了相关的讨论,从空气、水、食品中的污染物和有毒物,到自然和环境的破坏等一般性议题。但在科学的“贫困化公式”中,那些固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却依然不为人所知。相应地,从化学、生物和技术的角度展开的环境讨论同样存在着危险,它会无意间把人仅仅视作有机体。长久以来,这类讨论有理有据地批评工业化时期所盛行的进步乐观主义,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重蹈覆辙的危险。因为围绕自然的讨论退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其中既没有人,也不追问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里特别需要提到最近几十年的讨论,就算论辩不断批判技术和工业,但处在核心的依旧是技术统治和自然主义。这些人绞尽脑汁,调用空气、水和食品的污染物含量,以及人口增长、能源消耗、食物需求、原料短缺等指数,并予以发布。他们富有激情,时刻专注,就像这世上从来不曾有人(比如韦伯)指出(显然白费口舌):如果排除了社会的权力和分配结构、科层制、流行的规范和理性,上述科学讨论不是空洞的,就是无意义的,更有可能同时包含这两者。在此悄悄潜入的是这样一种理解,现代性在迫害者和牺牲者的意义上,被简化为技术和自然之参考系。正是这种研究进路和思考方式(包括政治性环境运动)掩盖了现代化风险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内涵及后果。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德国环境顾问理事会(RatderSachverständigenfürUmweltfragen,1985:33)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经常能在母乳中发现β—六氯环己烷、六氯苯和DDT,其浓度令人担忧。”这些有毒物存留在杀虫剂和除草剂中,但它们早已被禁止流通。因此,目前这些物质的来源是不明确的(33)。报告的另一处写道:“人们对铅的接触平均而言并不具有危险。”(35)这个陈述的背后隐藏了什么?或许是在类比这个分配例子吧—两个人有两个苹果,其中一人把两个都吃了,这样一来,平均而言,他们一人一个。转换到全球尺度上的食物分配问题,这个表述会变成这样:“平均而言”,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吃饱。这显然是一种犬儒主义。在地球上某些地方,人们忍饥挨饿,濒临死亡;而在另一些地方,应对营养过剩问题倒成了一项主要的消费支出。当然,这类针对污染物和有毒物的表述也可能并不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因为或许平均接触量也正是所有人群的实际接触量。可我们知道这一点吗?为了维护上述说法,让我们了解人体被迫吸入或摄取了其他什么有毒物,难道不是一项先决条件吗?他们在探究“平均量”时的那种理所当然,实在令我们吃惊。追问平均量的人已经忽略风险处境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这正是他不能不知道的。因为有可能就存在这样的群体,这样的生活条件,其中,铅这类物质的含量“平均而言不足为虑”,同时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报告的下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只有在工业排放的毗邻区,有时才会在儿童身上发现危险的铅含量。”所有这类环境和污染物报告的特征,不仅是缺少对社会差别的考虑,也无视这种差别是如何实现的。实际上,其依据是围绕排放源的地区视角和年龄划分—两项标准都源于生物学(或一般而言的自然科学)思维。这不能怪罪于专家小组。这只是反映了在环境问题方面科学和社会思维的一般状况。环境问题一般被看作自然和技术问题,或者经济和医学问题。工业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首先出现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并对人们的健康和共同生活造成了各种影响。但令人震惊的是,这里面的一大特征竟是社会性思维的缺失。这种缺失还伴随着荒诞:所有人,甚至是社会学家自己,都对这种缺席无动于衷。研究人员对污染物、有毒物,以及水、空气、土壤、食品等污染的分布进行调研。相关的结果以分地区的彩色“环境地图”的形式呈现在警觉的公众面前。只要环境状况还在以这种方式来描绘,那么科学的描述和思考方式无疑是合适的。然而,一旦涉及对人造成的影响,其中的基本思路就会短路。要么,我们宽泛地假定(有待证实)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受到已查明的地区污染中心的影响,不分收入、教育、职业,不分与此相联系的吃、住、闲暇的机会和习惯;要么,我们最终彻底排除人及其所受的痛苦,只讨论污染物及其地区分布和影响。自然科学视角的污染讨论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其中一方的结论错误地认为,社会痛苦均拥有生物基础;另一方对自然和环境的观察,既排除了人的痛苦的选择性,也没有考虑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观点也没有注意到,同样的污染物对不同的人会有相当不同的含义,其差异可能源自年龄、性别、饮食习惯、工作类型、信息、教育等。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仅仅着手研究个体身上的污染物,永远不可能确定人群中的污染物浓度。对单个产品来说“不足为虑”的因素,一旦积聚在由全面市场化高级阶段的人所构成的“用户蓄水池”中,或许就表现得极为令人忧虑了。我们在此陷入了范畴错误:只要“安全”或“危险”还与那些摄取或吸入污染物的人存在一丝关联,那么,以自然和产品为取向的污染分析就无力解答有关安全的问题(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众所周知,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可能会抵消或放大其中某种药物的疗效。今天的人们当然还不需要单纯依靠大量药物来维持生存,但他们仍要呼吸污染的空气,喝污染的水,吃污染的蔬菜。换句话说,不足为虑的因素在显著累加。那么,按照一般数学规则,这些因素的加总会变得越来越不足为虑吗?论现代化风险对知识的依赖风险同财富一样,它们都是分配的对象,也都可以构成某种处境,即风险处境和阶级处境。然而无论在哪里,一旦涉及分配问题,风险和财富就会面临完全不同的利益与争论。就社会财富来说,人们同可欲求的稀缺物品打交道,如消费品、收入、教育机会和财产。作为对比,风险是现代化的副产品,是不受欢迎的富余。风险必须得到重新解释,以便清除或否定。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对立,一方是肯定性的获取逻辑,另一方是否定性的处置逻辑,包括回避、否定和再解释。收入、教育这类东西是可消耗、可获得的,但风险和危害的存在与分配原则上需要由论证作为媒介。无论是健康损害,还是自然破坏,都难以通过感受或肉眼而加以识别。就算是那些看似清楚明白的东西,也需要某种社会建构,由具资质的专家来确认其“客观性”。新近出现的许多风险(核污染、化学污染、食品污染、文明疾病)完全脱离了人的直接感知能力。受害者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那些危害,这样的危害越来越成为焦点。在某些情况下,危害有可能在受害者的有生之年都不起作用,但会显现在他们的后代身上。还有一些危害,需要借助科学的“感觉器官”,如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才变得“可见”或可解释。其中的典型例子是放射性物质所导致的基因突变,而这类放射现象本身却是不可触知的。因此,在三英里岛事件这样的核事故中,受害人完全处在专家的裁决、错谬或争执之下,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把分开的因素合起来思考:因果假设光靠知识依赖和不可见等性质,还不足以从概念上界定文明的风险处境。它还包括了其他要素。有关危害的陈述,无法简化为单纯的事实陈述。就其构成而言,危害陈述既包含了理论要素,也包含了规范要素。有些科学发现,如“儿童身上显著的铅浓度”或“母乳中的杀虫剂活性成分”,本身并不比河水中的硝酸盐浓度或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更像文明的风险处境。只有在加入因果解释之后,上述现象才算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产物,或现代化进程的系统副作用。因此,对社会公认的风险来说,现代化进程的执行机构和行动者,包括其中牵涉的特殊利益和依赖关系,构成了这里的前提。按照因果模式,这个前提同损害和威胁的现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即使两者在社会、内容、空间和时间上是完全分开的。基于这种理解,一位住在慕尼黑近郊的三居公寓里给自己三个月大的孩子马丁哺乳的母亲,与生产农药的化工业,与那些受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方针驱使,过度施肥并批量生产的专业化农户,也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寻找副作用的半径,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开放。最近,人们甚至在南极企鹅体内发现了过量的DDT。这些例子表明了两个问题。首先,现代化风险既可能出现在特定的地理区位,也可能是普遍而不确定的。其次,现代化风险施加有害作用的路径,是多么飘忽不定和不可捉摸。于是,在现代化风险中,事实内容和时空上相互分离的要素经因果关系而结合在了一起,并被置于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脉络之下。至少从休谟起,我们就知道,因果假设原则上脱离于我们的感知。因果假设是理论。它始终需要依靠联想,以便假定为真或信以为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不可见的。假定的因果关系多少总是短暂而不确定的。就此而言,这种日常的风险意识也不过是一种理论意识,进而也就是一种科学化的意识。隐含的伦理就算是用因果假设把制度上分离的因素关联在一起,这也不足以从概念上界定风险。对风险的体验还预设了一种规范性视域,即安全感丧失,信任被打破。所以,风险依旧在那里,它披着数字和方程的外衣,悄无声息地潜入。原则上,它离不开与特定地点的联系,它也是对有价值人生之受损图像的数字浓缩。这些观念反过来也只能被相信,换言之,无法被直接体验。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乌托邦的客观化底片。在这张底片上,人类或其残迹历经现代化进程而得以保留,并重获新生。这种规范性视域首次明确了风险本身的风险性。尽管还有点难以辨认,但这种视域最终也不会被数学或实验所祛除。在所有这些客观化的背后,有关接受度的问题迟早都会走上前台,并重提那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何以为人,何以为自然,它们的哪些特质应该得到保留?由此可见,围绕“灾难”的广泛传言是一种夸大、极端而日益具体化的表述,即这样的发展不是我们想要的。人是什么?如何与自然相处?这些历久弥新的问题,在日常生活、政治和科学之间来回摇摆。在文明发展最为进步的阶段,这些问题被再度提上日程,特别是在它被戴上数学方程和方法之争的隐身帽的地方。风险的确立就是:伦理,附带包括哲学、文化和政治,在现代化的核心领域,亦即在经济、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等领域复活了。有人可能会说,在工业生产和管理领域,它们是受人厌弃的民主化手段。依靠风险推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公共讨论。风险的确立是一种共生现象。它尚不为人所知,亦有待发展。这是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日常理性和专家理性,乃至利益和事实的共生。所以,风险的确立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一起,并构成新的形态。它们不再因专业化而分离,也不再只按自己的理性标准进行发展或确定规则。风险的确立要求通力协作,这就需要跨过学科、市民团体、企业、行政和政治的鸿沟;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风险的确立借此碎裂成对立的界定或界定之争。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这就带来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后果:在界定风险时,科学的理性垄断诉求破灭了。现代化的执行者和受害群体分别有着不同的诉求、利益和观点,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他们被迫从原因和结果、发动者和受害者的角度共同界定风险。没有什么风险专家。很多科学家在工作的时候,确实情绪激昂,动力十足,力求客观理性。科学家的界定工作越是具有较多的政策内涵,他就越是追求研究的客观性。但在其工作的核心领域,科学家仍然依赖于社会性的、预先给定的期待与价值:划分尚可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暴露量的界线在哪里,如何确定?向预先设定的标准让步,是一件容易的事吗?例如,为了满足经济利益,我们应该接受可能的生态灾难吗?什么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是假定必不可少的?又有哪些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存在变数的?科学理性宣称可以客观地研究风险的危害性,这种主张总是不攻自破。首先,这建立在思辨假设的空中楼阁之上,完全是在概率陈述的框架内展开的,严格说来,其安全预测甚至不能被实际出现的意外所驳倒。其次,想要有意义地讨论风险,人们必须采取某种价值立场。风险确立的基础在于数学上的可能性和社会利益本身,特别是当风险的确立和技术上的确定性一道出场之时。科学在应对文明的风险时,总是抛弃其实验逻辑的基础,而与经济、政治及伦理建立一种多配偶婚姻。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共同生活在“没有证书的事实婚姻”里。只要科学家还在谋求垄断理性,上述受到掩盖的外部决定要素终究会成为问题。有关反应堆安全的研究局限于评估某种可量化的风险,其依据是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的维度从一开始就限制在技术性管控问题上。某些圈内人认为,技术上不可管控的风险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科学计算或司法裁决领域确实不存在这样的风险。这些不可计算的威胁拼凑成一种未知的残余风险,成了工业化捐赠给所有人的礼物,无论它在何方。大部分人,包括反核人士,主要关注核能利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灾难。无论事故概率多么小,其代价都是巨大的,因为一次事故会带来毁灭。可量化的风险概念专注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而否认其中存在的差异。譬如,空难与核电站的爆炸就存在着差异,前者影响有限,后者虽然看似不太可能发生,却足以影响各国尚未出生的数代人。此外,在公共讨论中,风险的特质所扮演的角色还完全没有得到风险研究的认真对待:核武器的扩散;化学或核技术从民用转军用的可能性;一般产品和军工产品之间的灰色地带,它会随风险产业和市场的扩张而扩散到全球;人性(错误、不足)与安全的矛盾;重大技术决策拿未来数代人的生活当儿戏,而其影响具有长期性且不可逆转。没有完美的系统,也没有完美的人,足以符合这种必然性。甚至建立完美系统的尝试,也仅仅意味着建立完美的控制,建立某种日常的独裁。换句话说,风险讨论清楚地表明,在应对文明受害的可能性方面,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存在着裂缝与缺口。双方都试图绕过对方。一方面,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风险专家的解答;另一方面,专家回答的那些问题也没有切中要害,无法缓解公众的焦虑。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确实是分离的,但同时它们也以各种方式保持着相互的交织和依赖。严格说来,即使想要维持这种区分也并不是一件易事。科学关注工业发展中的风险,事实上也依赖社会的期望和价值视域,这就像社会对风险的讨论和感知有赖于科学的论证一样。风险研究曾被要求阻挡“技术恐惧症”,如今却只能尴尬地紧随这种恐惧,并从中获取了超出想象的物质支持。公众的批评与不安主要源自专业知识和反专业知识之间的辩证对立。没有科学论证和对这种论证的反科学批判,公众不免兴致索然。事实上,公众常常对其批评和忧虑的对象或事件缺少感知,因为它们大多是“不可见”的。这里我们可以修改一句名言: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这里并不旨在描绘普遍和谐的景象。恰恰相反,这里关注的是围绕有效性而在各个方面相互竞争和冲突的不同理性诉求。每个阵营都有不同的关注点,因而也会相应地发起变动或维持不变。就变革的优先性而言,其中一方可能看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另一方可能看重事故概率在技术上的可管控性。
[责任编辑:林景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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